东坡自述有诗云：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写向君家雪色壁。
在这里，绘画之“绘”已被“写”字所代替，它所完成的，不是我们生命以外的客观的目的，而是生命之内的含义——它敏锐地包含着瞬间的感觉和主观的情调。如果说，苏东坡的这首诗中所提到的“写”画是不自觉的;那么，随后大量论述“写”画的重要性的，则是自觉的，并赋予它以更具体的含义：
今之论画，必曰士气，所谓士气者，乃士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在用神气生动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观其曰“写”而不曰“描”者，欲脱画工院气故尔。
王耕烟云：“有人问如何是士大夫画?”曰：“只一‘写’字尽之。”此语最为中肯。字要写，不要描，画亦如之。一入描画，便为俗工矣。
子昂尝谓钱舜举曰：“如何为士夫画?”舜举曰：“隶法耳。”隶者，有异于描，故书画皆曰写，本无二也。
当“写”被设定为文人画创作的准则时，如何正确反映物象的真实成为其次，画家被告诫要像书法一样，赋予每一点画以气韵、神情。当这一点被达到时，致力于表现人与艺术的内部精神这一目的被实现了。因为笔法整合了，而“写”则体现了人与宇宙的隐秘冲动之间的整体性——当它们被引入到绘画中时，它们就立即超越了构图与色彩、体积与形态之间的冲突与束缚。
因而在中国绘画中，它固然一方面意在于借抽象的笔墨以具体事物为素材，然而却更着重于借此写出的笔墨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颤动。因而倪瓒的话最具代表性：
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逸气”即是自由而超脱的心灵节奏——中国绘画之不重具体形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以表达人格性灵与意境，都体现在倪瓒的这句话里头。换言之，倪瓒之所以能达成这种表现的境地，即在于与书法的最根本的切近点：“写”。因为“写”之一字，是心自在于造物的迹化，是灵自觉于意象的端倪，是性情自然于形态的流动，是个性展呈于笔法的披示，是观念转化为形式时最贴切最根本的表现方式，是内涵丰盈无比时创作力量最为明确最为直接的选择。
最重个性表露的石涛说：“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也!”因为这一“写”字，不仅能展示大自然内在的节奏和根本样相，而且可以体现物我神遇迹化的豁妄存真之境。借重笔法吞吐了大自然天机流荡、生生不息的生命元气，然后又写出这自然天机流行的生命韵律。
如果允许稍作回顾，还是要追到苏东坡的那种极端书法化的表现：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
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
所以说苏东坡的创作是一种“极端书法化的表现”，是因为中国书法在根本上强调的是一种笔墨落在纸面上直接显现的痕迹，而它表现的是精确无误的性灵。正如生命是不可重复的，用笔也不准许重复描画，因为这会使线条蕴含的灵机与生命丧失殆尽。所以，文人画家，即重视抒情达意及表现性灵的画家们是那样敌视作意刻画、反复描摹的创作方式，而高扬书法化的“写”—从此时起，中国绘画就以非客观写实抒情表现占局了主流的位置而发展着。
宋 苏轼(传) 折枝墨竹图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顺着这段指示，我们可以找出石涛的《万点恶墨图》来加以印证。
在这幅画中，笔墨自身的美，是被他发挥到极致了—我们已不必去辨认他笔下画的是什么，而且，笔墨的书法化也使他笔下的物体被削弱，他只是由那笑倒北苑(董源)的几线柔痕和那恼杀米颠(米芾)的万点恶墨组成的。这点与线的生命顽强地从物体的依附中挣脱出来，使石涛变得独创而伟大;而且他也凭借书法化的用笔把勃勃的生机与神韵，赐给这令人心醉神迷的点线的任何一部分了。
在这种表现中，对于一个掌握了笔法的奥秘的艺术大师来说，他的所书所画，都在思想与手的韵律中反映了主体的同步介入和时序性展开。
我们欣赏书法，每爱玩味其挥运之时的洒然意兴，盖书法着重于主体的同步介入和时序性展开，一方面使书法的表现得以成立，一方面充满了生命意味—在前面我们已提到，正如人的生命是不可重复的，书法用笔的反复描画同样也是不被允许的，它只允许它的一次性呈现。它不像在西方绘画创作中，油彩允许被从画布上擦去而重新画过。
因此越到后来，学习书法以及用笔的基本方法，就越成为进入绘画的必由之路。它同时要求了几个方面：在手指、手腕、手臂的正确运动中下功夫;体会书法的“力”与“势”是如何通过毛笔的运动和水墨、纸张的作用体现出来;如何将自然的力集中于笔端，并在创作中得以流露。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对于训练有素的书法家来说，书法的创作往往是源于大脑无意识层中不可重复的、自发的和即兴的发挥，它高度体现了个体情感深层体验的不可重复性与独特性—为了画出或写出这种意识，为了不致使这种意识发生分裂，就必须运用最简捷的方式，以迅疾的用笔来捕捉与随顺这种意识。
宋 米芾(传) 云起楼图 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藏
张彦远曾经说过，张僧繇(活动于5、6 世纪之交)和吴道子(685?—758，一作?—792) 用笔所以超妙，就在于着笔虽仅一二，但画即已完成，气韵生动，传神之—广义上说，气韵与神气，都在于反映生命的节奏—而对于散落之处，亦不复计较，因为它已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 所以，当一笔落纸，随着它的腾挪运转的时序性展开，已伴随着主体生命意识的同步介入。一如倪瓒在《题柯九思竹》一诗中所言：
检韵萧萧人品系，篆籀浑浑书法俱。
明白无误地揭示了书法用笔如何表现出气韵、人品( 即主体生命意识) 与艺术形式间最为纯粹的原则。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如数学之于工程学、天文学的关系。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笔法的生机，在中国艺术理论中，总是被解释成为一种性灵意识。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这种性灵意识具有最高度的表现性。在今天，无论在哪，所谓表现一词的含义都是内部向外部现象世界展示出来的意思。
唐 吴道子 送子天王图 局部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对于中国书法来说，在它表现生命主体意识的同时，最大可能的心灵纯粹性以及摒弃一切累赘，便成为至关紧要的先决条件。所以书法在绘画中的加入，就自然而然地将许多刻意描画的东西省去，在最紧要处只以寥寥数笔捕捉或生发全体的神韵。此一审美倾向，实际上在唐朝就已初露端倪：
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若忖短长于隘度，算妍蚩于陋目，凝觚舔墨，依违良久，乃绘物之赘疣也，宁置于齿牙间哉!
简而言之，主体的同步介入和时序性展开，使绘画以有限的图式引征无限意境，绘画于是也发生了下列的变化：空间时序化，三维平面化，视觉心灵化……这一切，都是书法与绘画的共通之处。在这里，书法的透入，即在创作过程中主体的同步介入和时序性展开，使中国绘画迅速走向了写意画风格。而大写意花鸟画的形成，也与草书艺术的高度发达是无法分开的。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引述谢赫“绘画六法”之后又表示出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意思，即在模仿再现之外追求艺术美的意思。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念：
书画发于情思。
这里所谓的“情思”，意义与诗歌理论中的“情思”更为接近。他还把画家或书家笔下的作品及其艺术表现称作“心印”，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的标志。所以在中国绘画之中，虽然并不存在“表现”这样的字眼，但是其精神却是表现的，尽管这种表现的含义与西方艺术中的表现一词的含义有着十分微妙的差异。倘若我们以最为简洁的话来说明中国绘画的表现精神是怎样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说，它一定离不开书法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