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界，何家英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天津美院教授、天津画院院长，以及不久前当选的中国美协副主席……但这些光环仍不能尽显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建树：他的工笔人物画继承了晋唐时期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辉煌传统并有所突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画到“通”时格自高。他上通晋唐，下衔当代，从中西绘画中汲取营养；他上通画理，下接地气，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他以女性为主要审美对象，在人物形象中注入自己的审美追求和理想；他相信画品即人品，以才情、格调、心智为支撑，确立自己的绘画语言……
春节期间，乘何家英稍有闲暇，记者叩开了他的家门。
何家英的画室很大，画室里摆满书橱、画案、画架、画具和陶瓷艺术品，画架上，是一幅尚未完成的墨色淋漓的写意人物画，迎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具有东方风韵的《胜利女神》，这是去年他应邀为北京奥运特别创作的，造型优雅，线条流畅，气势恢弘。
泡上一壶热茶，在画室一隅相对而坐，何家英敞开心扉，娓娓道来。话题涉及他的艺术之路、审美追求以及对当下中国画创作现状的认识和理解，冲淡平和中又不乏犀利敏锐。
曾以黄胄石齐为审美摹本
在何家英看来，画画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理想，也是一种审美选择。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种理想，一种情怀，这就需要选择。对一个初入绘画门槛、尚未形成自己审美理想的年轻人来说，常常会借助别人已有的成果。譬如，何家英早在中学时代便喜欢黄胄的水墨人物画，同学拿来一幅《阿娜尔汗》的印刷品，美丽灵动的形象、酣畅娴熟的笔墨，令他十分着迷，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画中模仿起大师的风格。一直到他考上天津美院以后，追摹的仍是黄胄和石齐。他的毕业创作《海天归》、赴葛洲坝体验生活后创作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无论是构图形象，还是笔墨技法，都可明显看出黄胄、石齐的影响。
与黄胄、石齐等前辈画家一样，何家英始终坚持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创作灵感，这是形成他写实画风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葛洲坝写生时，时值盛夏，炽热如火，何家英在大坝上遇到一女电焊工，红红的面颊，明亮的双眸，梳着两条大辫子，显得那么质朴、健康、爽朗。他不仅为她画了速写，下班后还随她上了工棚，认识了更多普通劳动者。“那个时代没有娇艳，没有轻浮，有的只是健康朴素的美，只要画家真心投入，真切表达即可……”何家英仿佛仍沉浸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是时代在变化，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的出现和美术界西风东渐，使学术界思想空前活跃，对“文革”以来人物创作的“红、光、亮”提出了大胆质疑。何家英开始意识到：人物形象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甜美热闹上，而应深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丰富画面的内涵和意境。
这个时期，他构思创作了第一幅工笔人物画《街道主任》。这幅根据速写创作的人物画，一反“红、光、亮”，描绘了一位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街道胖老太太形象。著名画家汪国风看了这幅画后感慨万千，说：“你画出了我们这些年想画而没画出的东西。”
柿子树和葡萄架触发的灵感
曾有人问一位画家，为什么历代名画中，多是表现女性形象的（包括女人体）？
画家回答说，因为画家大多数是男性。
看似谐谑，却也多少道出了事情的真谛。
在何家英最驰名的荣获全国大奖的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是以优雅清纯的少女为题材的。
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何家英的回答极其坦率：“我觉得，女人是一种被审美的对象，历来的画家都偏爱女性形象。我从年轻时，就很喜爱和欣赏漂亮清纯的女孩，在画素描时已表现出对女性题材的擅长。这或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或许与我的气质个性都有一定关系吧！”
然而，何家英反对在女人和美人之间画等号。因为女人一旦成为“美人”，其固有的丰富和自然的内涵便被摒弃，代之以矫饰和做作，陷入一种世俗的思维定势。“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古代和西方名画中的女人，形象都不是非常漂亮的（记者马上想到了杨贵妃和蒙娜丽莎），对了，她们都被画家赋予了一种内在的气质，内在的美，而不是外在的漂亮！”
上世纪八十年代，何家英曾多次到河北、陕西一带农村体验生活，他首获全国美展金奖的工笔人物画《十九秋》，便是生活的馈赠。当时，他一直在苦苦寻觅一个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祝希娟饰演的吴琼花那样的形象，纯朴、刚烈，带点野性的女孩。一次，他坐在田埂上观察一片片红叶低垂、果实累累的柿子树时，忽然，一个村姑从树下经过，令他不禁眼前一亮。他发现：人与树这种穿插隐现的关系颇有些田园诗般的意境；当村姑猫腰俯首捡拾地上的柿子时，后腰露出；站起时，又浮现出许多衣褶，他一下捕捉到画面的造型语言。回城后，他创作了这幅《十九秋》。画面上的女孩正是他在乡下邂逅的村姑：单眼皮儿，厚嘴唇，梳一条黑亮的长辫，手持一枝红柿，表情是农村女孩特有的羞涩和恬淡，一种朴拙厚重的内在美油然而生。《十九秋》表现了农家女的青春之美，凝重之美，与那个年代人物画的矫揉造作划清了界限，具有了深远的意境和内涵。
在何家英的工笔人物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那些优雅、高洁，具有静态美的城市女孩形象。何家英告诉记者，这其中有些是他的模特儿，如《静寞无声》、《红苹果》中那些单眼皮的坐姿少女，多么单纯、真挚，甚至有些青涩，却引人怜爱。一次，何家英在给美院学生上课时，偶然看到窗外的葡萄架很有形式感，当即取出纸笔，嚓嚓勾出一幅草图。不久，他的《酸葡萄》问世了。在这个大尺幅的画面上，生动描绘了五位裙装少女，她们被匀称地安排在葡萄架下，有摘葡萄、品葡萄的，也有看书的，吹笛赏乐的，个个神性安逸（甚至有几分忧郁），姿态优雅，洋溢着一种诗意的情怀。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画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综合出来的形象，怔怔的，呆呆的，扑朔迷离的眼神，给人一种不可知的感觉。
少女形象中有真自我的流露
对何家英以少女形象为主的人物画创作，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过精辟的论述：
“一位好的艺术家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完成一部作品，而且创作出他独有的世界。何家英的世界，从无惊乍，亦无躁动。何家英把心中的向往和审美追求，都寄寓在他笔下那些文雅沉静的少女形象里了。于是，这些少女个个都是沉湎遐想，默然凝思，朦胧期待。因而，何家英的绘画，看似写真，实为理想。让人不自觉或自觉地走进去，并一直走到他画中的深处。”
的确，纵观何家英的人物画，除了形象的审美外，他对画品的审美把握也十分严格和接近完美。“无论是形象的选择，还是绘画品格的把握，其实都是画家自身性情和品格的反映，是一种真自我的流露。不管我描绘的对象多么不同，都有一种高洁的气质，伤感的情怀，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或者说在我的审美理想中，有一种情操上的取向，我要将此赋予它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是何家英工笔人物画创作的黄金时期。其后，他又回过头来，变“工”为“写”，开始写意人物画的追求和探索。
对为何回归写意，何家英称有两个原因，其一，通过写意画，他可进一步理解中国画更内在的精神层面，从中悟出许多画理。从形象审美到笔墨处理，都有一个自我在里面。重新画写意画时，他很自然地脱离了黄胄和石齐。在他看来，文人画儒雅的品格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内中涵含着深奥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灵性，在水墨写意中追求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
其二，当他的绘画被社会广泛认知后，靠工笔画已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工笔人物一幅画要花费几个月时间，卖掉非常可惜，只有写意画才能解决问题。而一旦改画写意，何家英便感到像穿上了“红舞鞋”，很难再停下来。这使他在写意画的研究中少了几分思考、几分斟酌。“好在我的情怀还在，心还平静，还有定力，还能把握艺术格调，还在不断地进步和提高。”
接通晋唐气脉，追求高雅品质
在中国绘画史中，晋、唐是工笔画发展的黄金时期，产生过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舫等工笔大笔，其画风雄浑雅健，饱满充盈、高逸超脱，表现出画家的不凡才情、格调、学养和直觉的感受。明清以后至“文革”十年，工笔画逐渐衰落，变得纤弱而萎靡，空洞而匠气。有评论家认为，现代中国工笔画在接通晋唐气脉方面做出突破性贡献的，当属何家英。
早在美院学习时，何家英就对周舫的《簪花仕女图》、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唐代名画心摹手达，后又从敦煌壁画中读懂悟透传统绘画的真谛。他的第一幅工笔人物画《街道主任》便借鉴了唐代人物画以丰腴为美的特点，造型圆润饱满，胖而不丑，与当时流行的大眼、小鼻、尖下颏、腰肢纤弱的美女形象大相径庭。其后他参加了美协组织的创作班，遍览古今中外名画，深入研究创作问题，选择了一条在当时尚不被重视的工笔画之路。
何家英博采众长，不仅从传统中，也从西洋绘画中汲取营养。他超强的造型能力来自素描速写的长期锻炼；有关形象的观念来自西欧和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而光影、空间、透视和质感等艺术手段的运用也受到西画的影响。“为何有些工笔画画得匠气？因为画家没从本质上理解表现对象，缺乏灵性，缺乏度的把握和控制。工笔人物画要有境界，除此之外，绘画语言最为关键。语言不应被单纯看成一个技巧问题，它以画家的才情、格调、心智为支撑。琐碎、僵滞、纤弱、繁缛，这些‘工笔病’统统被称为‘匠气’。它们最终还是‘人’的病。我以为，深情、高格需用心养，用心不深，下笔即俗。相反，养心为用，其格必高，格高就有境界，所画就不小气。工笔画的语言，我体会，上乘是平和、含蓄、不激不厉、不抛不露，它是中庸有度的，要去除琐碎，有大的感觉，故要有主势，有整体的韵律；要有笔意，使之有生机；既要坚实，又要灵透。除此之外，其意境还应从人物造型本身生发，从造型中体现出一种引人入胜的韵致，通过眼睛揭示出人的精神本质。”
当记者请何家英自我评价一下他对中国现代工笔画的贡献时，他谦虚而诚恳地说：“首先我不能贪功，把工笔画的繁荣归功于自己。实际上，现代工笔画早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就有了非常大的成就，许多画家都在工笔画上有过成功的尝试。我的作用是在挖掘人物心灵和情感上更深入，更接近晋唐风范，包括我的画幅比较大，所产生的视觉震撼也更强烈。”他表示，并不认同他是中国工笔画领军人物的说法，不喜欢非要被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您如今的绘画状态和成就是您追求的最高境界吗？”
“不是，无论工笔还是写意，我都想把它画得更恢弘，更沧桑，更有精神内涵和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