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不止一年的时间，有太多的人认为艺术市场正在出现巨大的、充满危机的泡沫，这种看法倾向于说：一个崩盘的时刻就要到来。就像股市与房市的起起伏伏一样，人们担心着艺术市场的危机，担心着自己手中的“货物”贬值，担心着在这个热闹的竞争中面临失败。我们还发现，在一遍关于“泡沫”与“崩盘”的嚣声中，甚至夹杂着体现内心阴暗的嫉妒、愤恨与绝望。可是，一旦我们去询问什么是“泡沫”，何谓“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文字就显得闪烁其词。

的确，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名利场”时代，我们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待？

问题再次回到了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了导致今天的繁荣？是一群无知的物质主义者操作与策划的结果？可是，为什么之前他们没有进入这个市场？是因为他们过去缺乏资金吗？真实的情况是，早年也稀有看到有人用哪怕是1000元人民币去购买张晓刚或者王广义的一件作品；当方力均、岳敏君在圆明园过着清苦的日子的时候，当艺术家在艰难地吆喝路人购买他的“西瓜”的时候，人们并不是没有能力用金钱去关心他们生活与艺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已经有港台的画廊在收购中国大陆艺术家的作品，可是，那是风情与羊皮袄生效的日子。那时，毛旭辉、潘德海、张晓刚等人还在艰难地凑钱到上海去举办自己的展览；张培力、耿建翌等人还在用接缝的床单布绘制他们的“冷漠”；南京的丁方、管策还在为他们的超验感受寻找相互支持的温暖与同情；直到1989年，高名潞、栗宪庭等人还在为“现代艺术展”寻找经费的时候，也没有几个有钱人肯为艺术家提供金钱。表面上看来，这是经济处在低级阶段的缘故，可是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是风情画而不是现代主义的作品被人去购买？

　　1990年的时候，现代艺术家清平之至，他们很难有条件举办自己的展览，领事馆里不时有一些小型的酒会，但对于更多的艺术家来说，那是一种稀有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很难成为他们真正的选择。因为哲学观念上的清理，更主要是因为现实的严酷性，使得艺术家必须重新观看和审视他们生活其中的现实，可是，哪里是他们重新观看和审视的公开表达的场所？就在1993年，当叶永青将自己的装置放进展厅之后，仍然遭到了美协领导强烈的指责。1996年左右的时间，“波普艺术”仍然遭到官方美术刊物的批评。但是，无论如何，自从1992年之后，那些现代艺术（90年代中期渐渐被“当代艺术”的表述所替代）的规模与影响范围迅速扩大，从1993年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览开始，中国的当代艺术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不管批评界如何评价当代艺术中的问题——例如“后殖民”、“中国牌”、“犬儒主义”，如此等等，那些一眼就能够看出其中国特征的当代艺术始终展现出“乘胜前进”的局面。的确，很快，有人将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功理解为西方阴谋的使然，甚至导源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战略与措施。这样，当代艺术的繁荣也被理解为西方始作俑的结果。可是，谁又敢于站出来指明方力均、王广义、岳敏君、张晓刚等一大批当代艺术家是为了西方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而制作的？谁能够指名道姓地指出这些艺术家是一批不顾廉耻的机会主义者？谁又能理据充分地分析整个世界都在投资、收藏、倒卖机会主义者的作品；人类正在遭遇艺术的总体危机；中国正在被西方战略所颠覆；今天全球的拍卖场、画廊、美术馆、代理人、批评家、艺术史的作者、观众、新闻媒体正在从事轰轰烈烈的愚蠢事业？

　　的确，有另外的观看方式。

　　首先，从1992年开始的市场起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提。正是邓小平告诉人们：不要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才有所停歇，80年代的“反对精神污染”（1983年）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才没有在90年代继续，这无异于说：尊重个人的自由发展开始成为合法的、新的价值观，之前的危机与问题需要共同检讨。如果新的价值观与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或者更多的国家民族的价值观有重叠的地方，那不过是说：我们开始真正接受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在不同的文明的接触甚至冲突中，人类正在创造新的共同点，这有什么不好？一个美国人、一个荷兰人、一个芬兰人，总之，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个人、画廊、美术馆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究竟有什么害？当方力钧或者岳敏君的光头和呲牙咧嘴的形象在世界各地泛滥的时候，难道这不正是向全世界提示90年代初的中国历史的机会吗？也许有人会用“美”、“积极”这类词来唠叨艺术问题，可是，那不是一个思想获得了解放的可能性但同时又面临种种阻力和困难的时期吗？那些所谓的“健康”、“理想”与“崇高”不是已经被严酷的事实给瓦解了吗？那不是一个需要重新清理价值体系的时代吗？

　　是市场以及由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塑造着今天的中国，市场改变了旧体制对艺术家自由创作制约的历史；市场使得一个普通的艺术家可以不受可恶的机制的约束而到这个美好的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展览和销售自己的作品，并在这个展出和销售的过程中实现他自身的价值；市场使得年轻的艺术家不再观察权威与专家的脸色，不再将自己的生活与艺术的命运限制在旧体制和旧衙门评判的手中，他们可以在自由的市场中自由驰骋，尽管他们会遭遇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但是，他们在市场中获得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简单地说，正是市场给予了艺术家的无限可能性，使得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有如此繁荣的局面。应该问的是：谁还想将今天的艺术家控制在体制的范围内？谁还企图让艺术家的思想成为牺牲人的正当权力的专制思想的工具？显然，不是每朵花都让人满意，可是，这不是我们消灭花园的理由。从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开始建立的新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告诫每一个人：不存在任何一个比保证每一个普通的艺术家拥有自由地从事艺术创作和销售自己的作品这个前提更伟大更崇高的理由。没有谁是真正的权威，就正如没有谁是上帝的代言人一样，那些试图通过一句话一只电话和一份报告来终止——今天他们只能以批评的名义——别人的艺术创造的人，是最没有历史观念的人，在他们中间，最容易产生艺术市场出现了泡沫这样的结论。中国当代艺术与今天中国的崛起紧密地关联在一起，而中国的崛起正是在千难万险、不断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中进行的，所以，艺术市场自然也面临着相应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所有关心中国当代艺术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去预测“泡沫”将会在何时发生，重要的是去分析和解决具体的问题。坦率地说，预言当代艺术是否可能崩盘，这无异于预测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可能？

　　文明本身就是“泡沫”。从这个意义上讲，“繁荣”是今天的“泡沫”的同义词。一百多年前，凡高笔触粗糙的“鸢尾花”只能换取29法郎的苦艾酒，可是，这个悲剧性的艺术家的作品最后有了8000万美金的交换价格，是人类文明给予了凡高的艺术的价格，8000万美金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价格减去29法郎所剩下的绝对数字就是“泡沫”。销售收益减去成本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利润。可是，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他的利润等于收益减去生产艺术品的物理成本——亚麻布、颜料、胶片、毛笔、砚台以及制作作品必要的人工肉体维系等等，多余的部分就是被称之为利润的“泡沫”。我当然理解有人所说的泡沫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想告诫：也许今天实现了数百万美金的当代艺术品会狂飙下跌，也许人们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到当代艺术市场领域将会全军覆没。他们会说：不信咱们等着瞧！

　　我要表述的是：我们都在为中国的未来打赌，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始终朝着不断改革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一个个地被共同解决，如果我们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代艺术的“泡沫”不仅不会消失，而会漫天飞舞。说到底，艺术没有价格，只有文明决定着价格。如果有一天刘小东、周春芽、曾梵志的作品从数千万数百万掉到几十万甚至更低的水平，那不是中国艺术家的失败，而只会是中国或者中国人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