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深圳美术馆举行的“居住在成都——2004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以中国的艺术重镇成都为点，挑选了十四位居住在成都的中国当代优秀油画家参展。当我们面对展览中的部分作品时会发现，好些个艺术家都将数码图像改造重置到了架上绘画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从侧面表明：流行图像已经以某种存在方式全面进入了一些艺术家个体的生命体验之中，所以他们的创作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我看来，数码图像的滥觞正是“后现实”社会突出的表象显现，成都的艺术家们则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做出了相应的选择。
所谓“后现实”，即是“数码时代”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它表现为一种虚拟的社会存在。在“后现实”社会中，数码图像的集结体已经重构了现实，甚至代替了现实。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变迁，它的引发来源于“媒介文化”的全面兴盛。媒介文化 “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①这一全新的文化所遵循的市场原则即是服务于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大众，因此，大众的文化取向极大的左右了当代媒介的表达方式。数码图像以其通俗易懂、吸引目光等优势被电视、广告、杂志等各种媒介广泛运用。数码图像顺应着大众的文化需求而生，同时又反作用于我们的生活，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重新定义现实世界。这种被隐喻的现实即“后现实” 。处于“后现实”之中就是处于了数码图像的集结体之中。
任何生活于当代社会中的人都逃脱不掉这种被媒介重构的虚拟的真实，身处“后现实”世界中的成都艺术家犹如时代的信徒一般，把各种数码图像纳入自己的心灵深处，将之跃然画布之上，来传达他们社会性的反思。曾经的艺术创作要求艺术家“走进生活，表现生活”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也契合了特定时代的要求；那么在“后现实”时代，成都艺术家运用图像，重定义图像也是来源于现实，因为现实本身就是图像化的，成为“后现实”。正是由于艺术家处于“后现实”的维度之中，基本不对生活中的“摹本”进行直接性的写生，而是接受了新媒体艺术的影响，因此，他们作品中的造型语汇、表现手法和组织方式也呈现出了全新的趋向。在这里突出表现为两种表征的方式。他们或虚拟一些超现实的场景加以拍摄，然后再放在电脑中加以技术化处理，最后对电脑“产品”进行再制作；又或者直接借用已经被广泛传播的数码图像。②前者在熊宇和张发志的作品中表现明显，如熊宇的《光之池》等作品将人物大头小身的卡通化描绘置于似乎真实的人物之上，呈现一种恍惚感和错觉。这种创作方法无疑是对大众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语言的直接借鉴，将新的图像表达方式与传统写实性油画技艺结合，形成一个真实的虚拟感。而张小涛、罗发辉和杨冕则对数码图像进行了直接的选择应用。张小涛的《来自天堂的礼物》对于常规物品的非常规性放大立即将物品置于了一个新的视点去观照，罗发辉的《花》中所运用的虚拟性写实让人不禁意识到描绘背后的肉欲象征意义。杨冕的建筑标准，玉兰油、美的标准等本身就是当代社会极其具有代表性的“物”和“图象”，它们被人们耳染目睹，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物的背后是当代人真实的生活，真切的生存感觉。
那么他们对于数码图像的运用与数码图像本身是同质的吗？其实任何熟悉绘画的人都不应该发出这样的疑问。就如同曾经的纯写生性、情节性绘画，它们虽然都来源于生活，但通过艺术家的提炼之后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是能够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的。成都艺术家对于数码图像的利用也是一样的，“通过他们对图像的选择，就是对图像的再定义，而非图像自身的属性。而观者的心理运动正是在图像差之间产生。”(王度语)
从成都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完全的感受到，他们虽然选择了不同的主题来表达自己对于现实不同层面的思考，但他们都在运用数码图像的同时进行了深层的发掘。他们的目标是将“人的痕迹”的内容重新引入各种图像之中，实现画面背后“情感的力量”。如周春芽以他的爱犬为主题创作的《绿狗》，已经摈弃了图像本身的含义，而是用象征的寓意暗示了人的孤独与人际关系的险恶。在符曦的《女人体》中看到她将那些女人体机械化、面具化，并加入了震撼的伤痕，表达了对当代社会女性伤害的关注。在郭伟的《室内蚊子》中我们看到了当代部分青年的一种群体的表情，即无所事事、躁动不安以及一种无所谓的嬉皮状态。刘虹的《失忆》以及沈小彤的《映象》分别用模糊的成象和无神的眼神表现了正处于成长转型期一代青年的迷茫，有了太多选择的他们也就等同于没有了选择，他们的内心在被各种事实、各种影象撞击之后已经不知道要如何去抉择，生活是虚拟还是真实？而赵能智的《表情系列》通过虚化脸部的其他特征，用灰白的色调突现了人生百态的各种表情，各种表情被并置并有选择的突现。艺术家对于部分群落的群体性关注，通过提炼后的群体特征来呈现，绘画所实现的艺术张力在纯记录性的照相写真中是难以达到的。
成都艺术家通过对数码图像的选择性运用得到的新的语言方式一方面以不同于传统油画创作的程式冲击着我们的视野，此图像已经非彼图像，这中间所形成的图像差无疑会直击观者的视觉惯性，而在落差中来寻味其中的真实滋味。另一方面通过对现实的图像的改造所造成的亦真亦幻的感觉恰好的表达了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虚幻性，如同《红楼梦》中所实现的那种谬幻的真实感。这种社会意义的实现正是来源于绘画性，来源于当代图像性油画家的创造。
注：
①见《表征》(总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②引自鲁虹《图像的时代》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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