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陈东升 1977年国内恢复高考，上大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梦想。77届、78届的大学生原来基本都是社会青年，到1979年我上学时也还有一半是社会青年。我也算是社会青年考上了大学的，之前当了四年工人。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通过父亲的介绍，我到天门县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那时我一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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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

　　1977年国内恢复高考，上大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梦想。77届、78届的大学生原来基本都是社会青年，到1979年我上学时也还有一半是社会青年。我也算是社会青年考上了大学的，之前当了四年工人。

　　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通过父亲的介绍，我到天门县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那时我一心想上大学，所以去之前我就问在研究所工作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我是不去的，他们说研究所每年有一两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所以我就去了。那个研究所在一个镇子边上，很漂亮的建筑掩映在树林和棉田里，研究所里有图书室、实验室，挺好的。研究所不大，大概二三十人，一半都是大学生，大都是学农的，学植物保护的，学微生物的，华中农学院的最多，也有武汉大学病毒系的。在微生物研究所当四年工人期间，我自学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微生物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叫陈其武的一位技术员，是北京农学院来的，很开朗，我最早知道“四人帮”就是他同学从北京给他写的信里说到的。那时候对左的一套大家已经很厌倦，年轻人好跟着他们议论。改革开放后研究所的这些人要么考研究生出去，要么就被大学聘去当讲师、教授，他们都对我影响挺大。

　　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也预录上了，也参加了体检，但最后没被录取，因为我说华国锋是碰运气当上国家主席的，因为说了这句话大学没有上成。1979年我又考，上了武汉大学。我们街坊有位上年纪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好得要死，两个人住一间房，早上有豆浆和油条。我听了特高兴，去了一看，八个人一间房，原来他说的是 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状况。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想上吉林大学考古系，1979年考武大正赶上改革开放，懵懵懂懂知道国家经济建设是未来的潮流，就选了经济学，那时叫政治经济学，还没有经济学。我要选择考古学就没有今天的陈东升了，不过也很难说，没读考古读了经济，也许是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