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关于他的影像资料在国内已披露很多。李鸿章又是一个无法盖棺定论的人物，但他的矛盾性让其更有研究的空间。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书封 本文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第十五辑）中，整理出了1876年至1904年间欧美知名报刊关于李鸿章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共计28万余字、200余幅罕见图片。其中涉及他的种种洋务、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进退维谷、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而后恭。
4月14日在上海古籍书店举行的《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新书分享会上，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新书主编赵省伟表示，这些一百一十多年前的西方媒体一线观察，对深入理解和完整呈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不可缺少，史料弥足珍贵。在赵省伟看来，国内关于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认识他的另一重海外角度。“比如，在接受英国人安排其参观博物馆和艺术品时，李鸿章一点兴趣都没有；反而是参观当地的工业园区时，李鸿章向随行人员频频发问，而且提的问题十分专业，让人刮目相看。”
李鸿章一行在克虏伯工厂。参见德国《柏林交易报》1896年6月24日
知名评论家、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在分享会上介绍说：“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李鸿章显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尤其是在同治、光绪两代，他的位置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无论谤之誉之，都不能不面对他。多年来，官方历史叙事对李鸿章是贬多于褒，把清末几次外交败局的责任都推给他，甚至称他为汉奸、卖国贼，因为他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往往以妥协对强权。近年来，风向逆转，对李鸿章的评价水涨船高，大有成为‘贤相’的可能。”
解玺璋认为，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人们的历史观正在回归历史本身，不再限于政治的、党派的层面，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从重视观念、寻求真理、强调主观，转向重视史实、寻求真相、强调客观。于是各种“翻案”文章出现了，为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辩解。有些固然是有说服力的，有些则说服力不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史料支持，以至于偏离了原本的观念。
李鸿章一行到达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参见德国《柏林交易报》1896年6月26日
西方看东方与东方看西方有很相似的一点，即难以超越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的限制。异域形象往往都是本土文化运用其自身传统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重组、重构、重写的结果，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偏见、误读、虚构和夸张。不过解玺璋认为，新闻报道的特殊性恰恰要求客观叙述和现场描写，只写眼前见到的东西，没有见到的少写或不写，而且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较少地涉及历史和文化，谨慎地处理主观感受和评论，不受作者身份的影响。“因此，这批材料颇有史传材料的价值，特别是传统史料中涉及较少的李鸿章的内心活动、所思所想、情感表达，都由于西方记者敏锐的观察力而得以充分地展现和表达。有些是本国文献记述中不肯、不屑、不忍、不能给予关注的，然而却是深入理解和完整呈现李鸿章的复杂性所不可缺少的，”解玺璋说。
当初梁启超写作《李鸿章传》，在身居海外、档案文献不易得到的情况下，就大量采用了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在《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中，就有李鸿章与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对话的原汁原味报道，并有多篇各报记者就此事所做的访谈。而这段对话，恰恰透露了李鸿章难为人言的苦衷。
俾斯麦与李鸿章一起走出门。参见德国《柏林交易报》1896年6月26日
解玺璋说，最让他意外惊喜的是，在《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看到一篇1900年6月1日发表于美国《夏威夷星报》（The Hawaiian Star）上的关于李鸿章给梁启超复信的报道。“虽然不见复信全文，但报道所引述的复信内容还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梁启超的《上粤督李傅相书》，相当于一封公开信，信很长，有五千余字，信中分析了世界局势，以及清朝在其中的危险处境。而执政者对于这种危险却置若罔闻，大敌当前，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反而谋划着废明君，不但立一个九岁乳臭未干不解汉语的孩子为储君，还把保皇爱国的海外民众视为仇雠，不惜以其家属的安危相威胁，甚至派人暗杀改革派人士。虽然他表示，这些做法或非李鸿章本意，‘惮于炙手可热之权威，不得不奉行逆命’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但他也提醒这位行年且七十余的老翁，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晚节，并以顺应时势相劝，‘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时势’，而当今的时势，就是倡民权而尊民意。据报道，李鸿章的复信回应了梁启超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也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他说自己一直都是主张改革的，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就与外国人有很好的合作；对法国、对日本，他都不主张开战，但朝廷中有人希望开战，他也无可奈何。至于下令追捕、处决改革者，都是太后的决策，他没有办法阻止她这么做。他劝梁启超要有耐心，因太后年事已高，不会活得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