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要专门探究在书画鉴定上所使用的各种方法。从民国以前向上推，鉴定主要是依靠著录，但都是按照作品内容现状加以描述，所得的是正面材料，很难找到具有对立面的、启发性的材料，致使停留在一般理解，即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后来的鉴藏家也靠著录行事，就是今日文物拍卖行，还在使用此种方法，虽然未可厚非，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鉴藏家，单凭著录为准，未必算是真正的鉴藏者，也只能是好事者，或者爱好者。事实上，历代载人著录之作品，毕竟少而又少，而未曾入著录之作，真迹多有。何况历代著录内并非全部可靠，就是在早期最有权威性的《宣和书(画)谱》中亦有不少误断，如唐张旭《古诗四帖》误为南朝谢灵运墨迹；赵佶题签韩混《文苑图》乃唐以后之作。清中期安岐《墨缘汇观》在鉴藏著作中享有颇高信誉，其认定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见右图)三拼绢水墨大轴，就是后来的摹本，严格说也属于旧赝品一类。问题不能照著录办事，需要各自的鉴别能力或眼光，一靠广泛的历史和文学知识，二靠对美术史的深入理解，三靠博闻强记，四靠阅览大量真作品。一句话，就是要有清晰的学识和实践的经验，二者不可偏废。过去，经常出现学识和经验长期分离的现象，以致面对眼前作品有时在判断上会出现一些误差，并不为奇。如果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当可收到一定的效果。
话又得说回来，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法书名画的收藏者，不外达官显贵，再就是骚人墨客，他们最有权力从事这方面的品鉴工作，却由于官府和民间的隔离，藏家之间彼此保密，不肯轻易示人，即使具备各种良好条件的鉴定家，也必然受到极大的局限，这就是历代著录或多或少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素之所在。民间出现鉴别人才，为时很晚，由于社会背景起着决定作用。明清两代的古玩业日臻发达，趋于完善，作为官宦土大夫之间的桥梁，当然从事的是一种商业行为，老板和门徒起初未必通晓鉴别知识，更不用谈真赝之分。为了做好本行的业务，日就月将，受到收藏家方面的熏陶，尽管不具备以上客观条件，但从经验中却获得一些不同程度的体验，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感性知识。多少年来，他们就是靠经验来识别法书名画的真伪，不能说完全不可靠，确实大有参考之处。清初古玩商吴其贞诸人撰写的《大观录》、《书画记》等作，都是凭多年积累的经验，提高到一定理性阶段认识客观事物的。再由于历史的原因，复制古书画以及作坊画商作伪之风，日甚一日，手法翻新，不一而足，因此为书画鉴定带来诸多困难。如果说经验丰富的鉴藏家对一般的伪迹尚可作出判断，而对于精工的摹本，尤其是出自同时，或晚于作者的复制之作，时间久远，兼之原件不易寻觅，鉴定就会发生难以逾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