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居士曾在一幅画中题款“信笔为白描，气韵转胜。”中国画自从产生至今，尤重笔、墨二字，即使在“画重丹青”的前唐绘画中也极其重视用笔用墨，宋朝以后，笔、墨二字更成了中国画之灵魂，是中国画最基本的、又是最高的法门。而写意白描恰恰最能体现中国画特点。白描写意是常用的一种人物描写手法，它重在以形传神，不重形似而求神似。使用这种手法刻画人物时，要求作者紧紧抓住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及人物的个性、经历、言行的突出特点，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描写，用少量的词句点染，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

　　张大千的人物画先学唐寅进而效法赵孟頫、李公麟等诸家，得其神髓，线条优美，潇洒秀逸，赋彩辉煌浓丽，仕女雍容高华。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带领弟子到敦煌石窟，用了两年七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了大量的壁画，这些临摹作品汲取了六朝至隋唐人物画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技法。此幅《芭蕉仕女》正是创作于1942年，三年敦煌画壁，张大千汲古代人物精髓，撷取其用笔、设色、服饰、衣纹带折的变化以及人体美的表现技法等，使其人物画技法有很大提高。叶浅予认为，张大千的唐装仕女，造型上已渗有敦煌供养人的仪容，用笔则仿吴道子的飞动飘逸，总之超越了明人情调，向唐人追踪而去。其作品雅俗共赏，除婀娜的体态外，更流露内在的精气神，成为他绘画中广获好评的一类作品。

　　“作画笔触，贵在文而不弱，放而不野，沉着而清润。”看《芭蕉仕女》一画，方显这句话的分量。此图绘一仕女依山石而立，身后绘芭蕉数株。仕女挽着发髻，弯眉凤眼，直鼻小嘴，勾勒精细，面容娇美。身着宽袖敞领衫，下着长裙。右臂搭在山石上，左手置于身后，体态婀娜，举止安详，神情内敛，气质娇贵。面相用笔不多，却笔笔到位，脸与手用笔圆润流利，衣裙领带线条勾勒细谨流畅，交代清晰。在画法方面，正是他所主张的“先用淡墨勾成轮廓……所有淡墨线条上，最后加一道焦墨。有时淡墨线条不十分准确，则用焦墨线条来改正”。这幅《芭蕉仕女》正是先用淡墨勾画，然后再用焦墨勾之，使衣纹浓淡相间，特别是画这种轻柔的衣裙，更能表现出它的质感，而且使衣纹的用笔增加了墨彩的韵泽。仕女的头发却是用写意法画的，一工一写，相得益彰，殊为不易，头发的墨色也极为丰富，眉毛也是轻扫两笔，配以精心刻画的眼睛和眼珠，却别具一种迷人的神情。

　　大千先生的写意花鸟用笔挺劲精练，毫无呆滞之感。用笔劲利，随意洒脱，柔和中见骨力，枝叶挺拔而有灵气。做背景的芭蕉正如他自己说的“画花卉用笔，要活泼而不是草率，要有活力而自然。“看蕉叶用笔，在意笔的基础上再用极细的线条勾出叶筋，无论意笔还是细笔都极随心、自然、生动流畅，这样的笔画出的蕉叶怎能不生机盎然呢？再加上墨色的变化和水分的恰当运用，使蕉叶娇嫩欲滴，还画出了随风翩翩之感。尤其前面晓得那株，他用浓墨描绘，水分得当，所以浓墨极为精神、滋润，再辅以几笔淡墨，对比之下神气盎然。

　　林百里曾说“张大千与唐伯虎虽然都爱美人和画美人，但唐伯虎画的确不如大千先生，原因是张大千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懂得欣赏美人，也很能表现美人的不同类型和情绪，特别是所表现的古代仕女见人羞怯的感觉。而这种含蓄之美的感觉却有画龙点睛之妙，具有很好的审美意义，是其他画家笔下无法体验和享受到的。”  张大千的作品在拍卖场上一直有不俗的表现，成为藏家关注的热点，其仕女题材无论是早期作品还是中期作品都曾屡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