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雕塑艺术中留下了最早的纪念碑式的雕塑。秦汉时代所进行的巨大规模的宫廷和伺庙建筑中的雕塑艺术作品，现在所有无几。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现存的若干作品中的最重要者。其他尚有嵩山中岳庙前的石人（约公元一一八年）、曲阜“鲁王墓”前石人（公元一四六一一五六年）、武氏祠前和高颐墓前的石狮子等。
　　霍去病墓在陕西兴平县。由于他和卫青同是在反击匈奴窜犯掳掠的战争中建立大功的名将，所以他们死后都葬在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附近。茂陵及其陪葬墓，只有霍去病墓的石雕保存下来。制作年代约为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现石雕尚存九件：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虎、卧牛、卧猪、矮人、人抱熊和怪兽食羊，都是整石雕成，长度都在二至三米之间。
　　“马踏匈奴”的雕刻是汉代的历史现实的有力的概括。虽然受时代所限制，但是整个作品还是有力地歌颂了为解除边患而斗争的英雄气概。
　　卧虎嘴部咀嚼动作和跃马将欲起立的全身动作，都表现得真实生动，而整个造型能看出对象的体魄的特点：虎的圆浑，马的劲健等等。其他一些形象，特别是食羊怪兽的那种夸张的凶猛神气表现得很充分。总之，每一种石雕都具有鲜明的、统一的、完整的内在特性，在这一点上，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达到了纪念碑雕刻的效果。
　　霍去病墓前石雕和河南中岳庙及山东曲阜的石人一样，在制作上都是利用了原来石料的形态，把原料的物质形态统一在艺术的造型设计之中。在造型上利用大体大面，有明显的体积感，并且圆雕、浮雕与线雕的手法相结合（卧虎身上斑纹是线雕，跃马的侧影是浮雕），这都是造型技术的运用服从主题和创作意图的大胆创造。
　　西安城西约四十里处的斗门镇附近，汉代昆明池的遗址还遗存有东西相隔三里的石雕牵牛像和织女像。制作的年代为公元前一二○年左右。
　　高颐墓及武氏祠的石狮子，都是昂首、张口、吐舌的姿态，夸张的表情，是汉至六朝这一流行题材的早期代表作，这一动物形象又名“天禄”及“辟邪”。河南南阳宗资墓的一对，各在肩上刻出了名字，早在宋代就已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
　　汉代雕塑品中丰富地表现了当时现实生活的是陶俑等各种殉葬用的明器。除了建筑物（多层的楼、单层的瓦屋、仓、厕、猪羊圈等等）、井、灶、磨、碓及日常用器（杯、盘、案等）的模型外，有大量的动物和各种男女劳动人民的单纯而生动的形象。
　　汉代的男女侍从陶俑，早期的身体扁平，拱手直立，下部裙裾作喇叭状，眉宇之间看出善良温和的神情（图73）。汉俑的生动的面部表情，是古代雕塑艺术的一种可贵创造，在陶俑的制作中成为稳固的传统。汉代后期的陶俑，在制作上，由模制发展为捏塑；在造型上由简单的扁平的身躯，发展为较自然合理的体态，可以用双脚直立，可以四面围观；面部表情与全身的姿忐、动作配合非常巧妙。
　　陶俑中除侍立的姿态以外，也有执了农具或洒扫用具的劳动姿态，也有作舞蹈、奏乐姿态的。
　　四川的汉墓中发现的陶俑，特别是歌舞俑，如那一鼓瑟高歌，表情快乐的人，最能收到纯朴自然和真实的效果。四川发现的一些尺寸较大的陶俑，头部戴了奇异的头饰和耳饰，嘴角、眼角泛着轻微的笑容，在处理内心活动上获得极大的成功。
　　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些杂技陶俑，形体很小，长只寸余，而动作活泼有力，古代艺术家掌握人体在运动中的规律是很成功的。
　　汉代的动物俑中，马、狗、猪都有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例如四川出土的昂头、举足、摇尾的活泼的马驹，河南辉县出土的陶犬等，都是在千百件出土物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汉代陶马的头部，其形体起伏的细致变化都加以规范化，是一种独具风格的处理方式，一向为美术界所瞩目。
　　汉代铜铸鎏金的小熊，在汉代雕塑艺术中，也有独特的地位。汉代铜器中作动物形的，如羊形灯、虎形铜镇等也都有助于了解汉代的雕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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