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的理论，"董希文等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写生所得的写生稿，就在生活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中寻找创作的契机，遵义会议故址的长廊、湍急的大渡河、深藏着危险的草地、海拔四五千公尺的雪山、仅够羊能过去的甚至羊也过不去的蹊径、令人目眩的栈道、凶险的腊子口 "。④ 这些具有一定典型性的场景，都成为画家创作的基本素材。但是董希文此后没有创作出像《开国大典》那样的力作，再造历史的辉煌。但《看到西藏》还是得到了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的赞誉--"带来了无限的温暖，明朗的阳光；画家成功地表现了开发大自然的愉快"。⑤

　　在文艺领域，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和方法，这些都影响了在他的旗帜下进行艺术创作的革命文艺战士。毛泽东不仅提出一种理想形态的创作方法，而且在他的诗词创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那些曾经脍炙人口的诗句经常成为理论家们论证这种创作方法的例证。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艺术家来说，能够把握这种结合的尺度，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在这个结合当中，两者所占的比例或某一方面的因素多少，都直接关系到作品本身的质量。"大跃进"美术中人们司空见惯的类如《飞机撞断玉米杆》、《大豆过江》等作品，当时都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但是在经过历史的筛选后最终则成为政治上的"浮夸风"的表现。

　　50年代的革命历史画是这一时期美术创作成就的标志之一，出现了一批令苏联专家称赞的作品，但是苏联专家在看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后也提出一些不足，认为"其中有一些作品的素描较差，油画的造型不结实，色彩处理呆滞而缺乏表现力，有一些油画使人觉得简单地'涂'的成分要比'画'的成分多，由于油画家们在油画技法上的经验还不多，在色彩处理上往往还不能达到统一和丰富的效果"。⑥

　　可以说，1949年以来油画的发展是以革命历史题材的表现而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成就标志，为此全国美协于1961年6月2日至7月10日在北京召开3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对一个时期以来的历史画创作进行总结。会议的议题有：革命历史画的群众场面如何描写；革命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如何表现；革命受到挫折时的悲壮题材如何处理。参加座谈会的有为革命博物馆创作历史画的画家罗工柳、董希文、艾中信、侯一民、林岗、王恤珠、鲍加、詹建俊、靳尚谊、秦陵、肖锋、金山石等。与会者认为："表现好这种题材，关键在于：1、立场，对史实的正确理解；2、艺术处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与此同时，《美术》也开始发表一些文章，评论或介绍革命历史画创作的经验，开展"关于革命历史画问题的探讨"，首先出场的是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和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这一次结合创作的座谈，是"文革"之前关于革命历史画创作和研究的一次重要的活动，它不仅总结这一时期关于革命历史画创作的经验，同时还研究了创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为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到1962年"第三届全国美展"，革命历史画又相继出现了一批杰作，其中有黎冰鸿的《南昌起义》（1958年），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1959年），王征骅的《武昌起义》（1959年），蔡亮的《延安火炬》（1959 年），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1959年），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1960年），全山石的《英勇不屈》（1961年），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1961中），林岗的《狱中斗争》（1961年），艾中信的《夜度黄河》（1961年）。此后由于社会更需要密切配合现实的作品，很多画家都开始把视线转移到对现实的关注之中，同时因为民族风格的提出，也为历史画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可以说这也是革命历史画逐渐减少的一个原因。

　　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组织了革命历史画的创作，其中的油画有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詹建俊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鲍加和张法根的《淮海大捷》、工恤珠的《金田起义》等。1963年，中央美院举办了"油画研究班毕业创作展览"，钟涵的《延河边上》、柳青的《三千里江山》、闻立鹏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杜键的《在激流中前进》，不仅表现了对油画语言的研究成果，而且在革命历史画题材的处理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这批作品在油画发展史上也成了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他们以独特的视角把握重大题材，以具有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和事件，以富有激情的色彩反映思想和感情，把革命历史画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正因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完全吻合了共产党文艺思想中的宣传、教育功能，所以尽管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艺术创作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表现革命历史的创作则始终受到一种特殊的关照。出于这样的原因，"文革" 初期的样板画《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的诞生，以及后来的《激扬文字》（杨之光）等一批反映历史的作品，都可以串联为一个完整的用以表述这种关系的论证。这之中历史也许可能因为政治的需要出现一些人为的扭曲，甚至出现某种完全对立的情形，如《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和《毛主席去安源》，可是当人们掸去历史上的尘埃以后，真实的历史还是超越了人为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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