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先生的书房兼做儿子的卧室，陈设非常简单，电话机放在一张旧方凳上。醒目的是书柜上面几层排着的国内、海外关于文革的书籍。下面紧闭的柜门里，塞着原版、复印的文革资料。这些资料，是他前些年花了上千元搜集的，“现在买不起，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部林彪的讲话集就涨到了３００块。”对那场整整３０年前发生在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许多中国人已不愿提及，许多中国人无暇提及，但也有几十位如印先生这样的中国学者，在专心致志、乐此不疲地进行着学术研究。
他们不愿意这段曾称为“浩劫”的历史被渐渐遗忘。已经有北京大学党史专业的研究生说，本科老师对文革的讲述很原则，很含糊，很简单，很回避；清华大学的学生问老师：造反派为什么要拆长城（文革中有“毁我长城”一说，指冲击解放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质问：文革的苦难是不是被知识分子夸大了？我爸妈也是“老三届”，就从没听他们说过那么多苦！还有大学生提出：中国人对文革的评价会不会像法国人对待法国大革命，将出现很多反复？……
４０多岁的印红标举了两个例子：小时候曾对“地主”有一固定漫画式概念，后来下乡，才发现真正的地主和概念中的不一样；日本许多年轻人对“二战”的概念非常模糊，甚至弄不清日本到底是侵略方还是受害方。印先生不希望他的孩子这一代对“文革”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也那样糊涂无知，更不愿悲剧重演。
愿望虽好，但要真正在“文革学”上有建树、在学术水准上拔头筹，对国内这些学者并不容易，首先便须面对两支劲旅的挑战：先行一步的国外文革学研究者，以及异军突起的海外中国学人。
☆ 三军实力各有千秋
研究“文革学”的洋人以美国最多，无论资料与学术水准，都堪称海外文革研究的中心。这些美国人几乎在文革一开始，即以极大兴趣投入了研究。美籍韩裔学者李鸿永在一九七八年即出版了有关广州文革的专著，其研究的深入与细致，连国内的学者也为之折服。七十年代，南加州大学的罗森为了撰写《广州红卫兵的派性与文革》，采访了一千个当时到香港的广州人，掌握的数据包括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在红卫兵中的比例。美籍华裔学者陈佩华通过个案调查收集口述材料，撰写了另一部红卫兵研究专著——《毛的孩子们》。从七十年代在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者，到八十年代研究文革学的美国学者，或者都在其研究——寻找中国百年历史变迁规律的范畴之内。
多学科的研究与多学派的争鸣，是三十年来海外文革学研究的主要特色。研究资金的充沛，也为资料的收集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资料的充分交流又推动了研究的发展。研究的领域从偏重于上层政治斗争扩大到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文化学。虽然始终不乏由于意识形态而陷于偏执者，但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中，不能保持客观、缺乏学术见地者逐渐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则因研究中国文革而成名。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中国人民共和国，卷２：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８２》，被中国三个出版社以三种译本出版，每一种都十分畅销。
欧洲的英国、法国、瑞典，以及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有潜心研究文革学的学者，但有成就的学者似乎都与美国有着或资料或合作的某种联系。有趣的是，许多当年的左派汉学家始终对文革保持着兴趣，而他们当中极少文革研究专家。
相形之下，在中国研究文革学的，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文革。他们包括：专门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者；文革中受过打击、不愿悲剧重演的老年学者或学者型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有观察、有感受、视认识文革现象的本质为精神追求的中年学者；以及在科研、教学中涉及到文革这段历史而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
中年学者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力。他们对文革有完整的个人体验，许多资料中的欠缺，很容易凭借记忆、推论去丰富；然而在学术上，这也便成了他们的弱点——每一位学者在文革中的经历，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对文革研究的客观性。与海外学者相对的冷静、客观不同，他们一不留神，就可能在研究中带上感情色彩。不过，也正是这样那样的个人经历，让这些学者始终对文革保持着浓厚的学术兴趣。他们中的多数人虽然身为学者，但文革学研究基本上是“副业”，收集资料、做研究的时间与经费，差不多都要自己筹划。好在有“新中国史”、“新中国文学史”等等“主业”，为他们提供生活与工作的基本条件。
国内的文革学研究者中，也有文革出生的年轻一代。文革的一切对于他们，近似于红军长征穿的稻草鞋，八路抗日用的“三八”枪。与海外文革学的新一代一样，他们在学术上还没有形成特点。保持理性的研究，可能成为他们最大的特点。
海外从事文革学研究的中国人，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他们多是自中国大陆赴欧美留学的，其中有些人的研究已在国内水准之上，以中英文出版了武汉文革史的王绍光，即为国内学者所称道。现任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杨曦光是个文革中极端激进的中学生，他在监狱里向右派狱友学习英语和数学，文革后赴美攻读经济学、现在成了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他所进行的文革研究，一直对澳大利亚的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
无论如何，海外中国学人有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既可以回国做实地调查，又享有国外方便调阅的文革资料，始终令国内同行艳羡。国内的学者也承认，他们的眼界可能更开阔，他们在理论与思想方法上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丰富了中国的文革学研究。然而，他们也可能已经或将要成为外国人。
☆ 文革学在中国含苞欲放
国内的文革学研究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有了新的突破，社会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研究逐渐开始活跃，深入的理论思考使这项研究更具有学术性。
在此之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认知最初是渗透在“伤痕文学”之类小说中，此后的出版物是各种有关文革人物的纪实文学，在这些文学化的文革记叙中，不乏歪曲、杜撰之笔。
１９８６年，由于学者的正式进入，一般认为文革学从此开始的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出版的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虽然反应强烈，但其中史料的错讹、理论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１９８８年，国防大学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王年一教授出版了《大动乱的年代》。这部书由于有详实的资料、严谨的分析与更深入的思考支持，不断再版，直到原版不能再印。这部书的英译本去年译完，即将在海外出版。新近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的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即成为中国第一也是唯一指导“中共党史专业文革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九十年代国内文革学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在对重大事件、上层人物关注的同时，注意到对于文革的普通参与者——红卫兵、工人、知识分子以及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
上海有学者写出了“上海工总司”的历史；有学者在专题研究文革中四川的正式工与临时工；北京也有学者在分析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学术上探究诸如“群众为什么会参加到文革中去”、“红卫兵的激情从何而来”、“这种激情和大炼钢铁、声讨右派的激情有何不同”之类导致文革的社会以及思想根源。
虽然此类涉及当时社会问题的研究比国外慢了一步，但国内学者自信有实力拿出更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形成有中国特点的文革学派，并成为文革学研究的主流。
实际上，在文化层面，国内学者已然做出了一些外国人基本做不了的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也正在拓宽。中央戏剧学院讲授新中国文学的杨健副教授在１９９３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将中国现代诗的源头溯至文革中的“白洋淀诗群”；研究新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们第一次将文革中的美术问题列为研究对象，并且还在研究中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近年文革研究中一个热点；两个有知青经历的历史学者何岚、史为民出版了学术著作《漠南情》，以大量资料与考证记录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史；一本上山下乡运动史今年也将出版。
此外，还有学者在文化学领域探究文革中的崇拜现象；有学者提出在思想史领域“寻找失踪者”——他们想知道，文革后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是否都能在文革中的思考者里面找到其先河；经济史学界也有人开始关注中国文革中特殊的经济现象。
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文革题材的纪实文学大量出版，可视为学界之外的一种研究。例如，叶永烈的《蓝萍外传》等“四人帮传记系列”，林青山关于林彪、康生的两部“外传”、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及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等。虽然某些作品因不乏演义成份而遭学界诟病，学者们也不敢在研究中引用，但由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一般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作品中披露的大量事实、作品所反映的人文心态，仍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照材料。《一百个人的十年》在内容的可信性方面即得到学者的赞赏。
☆ 学者的困顿
社会科学理论功力的不足，是目前国内文革学研究明显的缺陷。但中国资料资源的丰富，却是国外学者所难以匹敌的。外国学者尽管在资料搜集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远不如中国保存得多。一个外国学者可以通过东欧国家驻华使团、西方国家驻京记者以及出入境的华人，搜集的北京、广州、拉萨三地相当齐全的红卫兵小报；而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则藏有全国各省几十个城市的文革小报。
不过，由于大批资料和档案尚未开放，国内许多潜在优势并未得到发挥。一些学者不得不通过国外的图书馆“返销”中国的文革资料。
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中心资料室，据说是国外收集文革资料最全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许多文革时家喻户晓、或曾经满街张贴、但目前在中国未予公开调阅的文献。这个资料室的负责人南茜小姐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为该中心充实新的资料。
经过二十年的“烹炒煎炸”，外国学者几乎已用尽手头的文革资料，新的资料又一时难以发现；很多以文革学起家的著名学者另起炉灶，转向研究中国新的现实；相应的研究经费也随之而去；历史学家们又不可能及时来填补空白——国内的学者因而希望：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迎头赶上的机会。
目前，国内学者对文革学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但近十年尚无论文结集出版。由于各种原因，有关文革的学术著作及工具书的出版也有相当困难。一些学者抱怨文学化的、甚至编造的文革故事充斥书摊，而带注译的、严肃的文革学术著作却鲜有出版。有关文革的工具书，国内出版的似只有《文革期间的怪事怪语》；有一部数十位学者参与编纂的的大型《文革辞典》，按“人物”、“事件”、“专用语”等分类，据说相当详尽，诸如“支左”、“斗批改”一类后人可能莫名其妙的词汇，都有５００－１０００字的说明；但成稿多年尚未出版。
时下，倒是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出现了一股小小的“文革出版热”。随着文革结束２０周年的临近，香港的学术期刊纷纷向内地学者约稿。香港中文大学的《２１世纪》杂志去年出了两期文革专辑，一半以上的文稿来自内地学者，而且一般都署作者本名。香港学界似有自己的原则，肯定文革的文章，一概拒绝刊登。
香港出版界一直在出有关文革的书，现在更是跃跃欲试。香港虽然几乎没有研究文革的学者，但有一大批关心文革的学者与读者，怕也是文革书走俏的原因。据了解，一个文革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也计划今年在香港举行。有学者预测，随着“九七”的临近及至“九七”之后，香港的“文革出版热”有可能继续热下去。
国内文革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学者缺少学术交流，迄今尚未召开过以文革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学者之间向少沟通，缺乏信任。一些文革事件的当事人，也信任洋人胜于国人，令国内学者的研究徒增难度。
目前，中国研究文革的学者尚无交流切磋的学术团体。但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其他人的研究，通过阅读其学术论文，渐渐由神交到相知，彼此开始建立信任。有的虽互为学术上强劲的竞争对手，仍愿意通过电话、书信探讨同时在研究的课题。个别学者有机会参加国外关于文革的学术讨论会；但几乎都是出国时“就便”出席。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多为外国学者访华。至于合作研究，虽然具有优势互补的特性，但很少实行；“你有新的材料？我们合作吧！”国外学者常常这样表达他们的合作意向，令经费匮乏的中国学者感到尴尬。
对于中国的文革学者，最大的困顿还在于普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健忘和逐渐冷漠。印红标先生道出了他的困惑：我们的研究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但有时也会不由地问自己：这段历史也许还是忘了更好？越是深入研究，越发觉文革的复杂；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问题的交错，使许多事物具有多重性。每一个文革过来人都可能控诉自己受到的伤害，那么谁是施害者呢？而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学生，都可能既留下自己的精神伤疤，又曾经有意无意地伤害过别人；结果“似乎人人都不太光彩”，整个民族都有责任。“是不是这个反省太痛苦，还是一笔勾销，大家都不提为好？”连他在国外作学术报告时，都有“家丑外扬”的顾虑，生怕不小心伤到自己的民族自尊心。
话虽如此，这位寂寞的书生至今仍和他的同道一样，在自己的书斋里培育着他所期待的文革学花朵。
来源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