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侯乙墓五弦器形制的考证
　　
　　曾侯乙墓五弦器出自曾侯乙墓东室（仅此一件）。木质，形若长棒，首段近方，尾段近圆。全长115厘米,首宽7厘米,高4厘米,尾宽5.5厘米,高1.4厘米。表面平直狭长，首端立一蘑菇状柱，柱高4.4厘米。柱旁和器面尾端各亘首、尾岳山。首岳长5.1厘米,底宽0.8厘米,高0.35厘米；尾岳长4.5厘米,底宽0.8厘米,高0.35厘米。两岳间距（隐间）106厘米。两岳外侧，均并列5个弦孔，孔径0.3厘米,孔距约为1厘米。其首起52厘米为一狭长形音箱，内空。周壁平直，底板首端开一椭圆孔与内腔相通，椭圆孔与器首挡板相交处（亦即首挡板底沿正中）有一小凹槽，似过弦槽。其器身的另一段表面平直,内实；底部弧圆，尾端呈坡状上收。经脱水处理时细察，该器主体系整木雕成，首部音箱的底板系加工后嵌进。
　　五弦器面板宽5.5—7厘米，张五条弦，弦距0.9—1.1厘米，有效弦长与古琴相当，但岳山与面板只0.35厘米，弹奏时极难容指且极难避免器弦索在振动状态下擦捧腹板，不能用于演奏。如果加用柱码来解决岳山过低的矛盾，又因腹板过窄而靠边的里外二弦之柱码皆有一足无处可立；又因弦距过窄，音阶中级进之相邻二弦柱码难免有挤叠、抬架现象的发生，事实上，如将各种使用活动柱码之弦乐器皆作岳山高度之测量，亦可发现并无低至0.35厘米之理，所以它不是一件乐器。如将曾侯乙五弦器五空弦定为c、d、f、g、a，则可得十二音之全部调律法。所谓多一弦不必，少一弦不足。所以它只能有五条弦。
　　
　　五弦器的纹饰
　　
　　五弦器纹饰的内容为两个主题。第一主题绘于器身后半段的底面，画面中有变形鸟纹、龙纹和人形纹，据其摆布，可分为两幅：其一，人作蹲状，有目有口，头顶长发高竖且向两旁弯曲，头顶两侧各有一蛇；上肢作龙形，向上曲伸，跨下有二龙，龙首相对，龙身相互环绕三道，龙尾各向后翘，龙体饰菱纹。其二，人亦作蹲状，面孔比前者多出个大鼻梁直冲天灵盖，月牙形的大嘴张而上翘，双目倒挂，相当两耳之处各有一蛇，其胯下双龙形与上同。该画面有可能是《山海经·大荒西经》所叙夏后启上天得乐的写照。“夏后开得乐图”是中国神话中有关“乐”的起源的故事（天上的“乐”被偷到了人间）。第二主题绘于器身首段的背面、侧面和尾段的正面。画面为一组引颈振翅的凤鸟在致密的方格纹地上飞翔。面板上的凤鸟为两行，有一边侧板上的一行凤鸟为12只（另一侧板为11只）；底板上的两行凤鸟合共亦有12只。这一主题似与黄帝命伶伦听12只凤鸟鸣叫制定12律的神话故事有关。“十二凤鸟”是中国神话中有关“律”的起源的故事——黄帝令伶伦去听凤鸟的鸣叫，模仿六只雄鸟的鸣叫，截竹制成六个阳律；模仿六只雌鸟的鸣叫，截竹制成六个阴吕。
　　一般乐器,如同墓的曾侯乙瑟，也有采用凤鸟纹饰的，但少有如同曾侯乙五弦器上用的如此集中，占据器身重要位置如此之大的比例。“乐”“律”起源的故事以简练的图案绘于该器，寓意不凡。　　五弦器乐律明辨
　　
　　曾侯乙五弦器所不适于作演奏乐器之用的各点，却都不妨碍作为准器而发挥应有的调律性能。首岳与尾岳的0.35厘米高度，对于乐器的演奏性能来说，虽然属于严重的功能障碍，对于准器来说，反倒是一种切合需要的“精密”要求。曾侯乙五弦器非琴、非筝、非瑟、非筑，并不具有乐器性能而有准器性能。它的纹饰同样证明了有调定钟律的寓意。具有典型意味的两个音乐神话，一个“乐”，一个“律”，用于调钟的均钟准器作为纹饰，真是再合适不过。它应是《国语》中提到的、至迟于公元前6世纪已在周王宫廷中使用，并在秦、汉时失传了的均钟—— 一种为编钟调律的音高标准器，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声学仪器。“均钟”作为一种弦准调律器,在先秦文献《国语·周语下》中首次出现，这可以周景王和伶州鸠的对话为证。这里提到的“均钟”，同时也是一种定律的用具，即专为编钟调音而设的一种律准之名。
　　青铜时代的结束带走了青铜乐器的盛世。作为先秦乐舞艺术高峰代表的钟磬乐，经历战国、秦、汉的演变，渐渐让位于歌、舞、器各自独立发展的歌舞伎乐。均钟是先秦之时专为调钟而设的律准,秦、汉以后的律准却不是专为调钟而设的。此外，无论从现有的测音结果或从文献材料看，此后的钟已经不再严守三度生律法的同体谐和关系，并且只作每钟一音来看待了。习惯上，这以后的乐律家仍多沿用“钟律”之名，而在实质上却几乎无人真正理解“钟律”。先秦钟律试从已知的曾侯乙钟律看，采用复合律制（即：三分损益律与纯律）。经研究，可以说“钟律”就是“琴律”，“均钟”（曾侯乙墓五弦器）就是专用于调钟而有意略去了演奏性能的“琴”。
　　结语
　　对曾侯乙墓五弦器的研究是曾侯乙墓整个生态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从音乐学的视角还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我们都应当关注这一重要的人类纪实。希望对其的研究，在以后的岁月里能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翔鹏 著《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上、下）》，原载于《黄钟》,1989年第1、2期
　　[2]《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3]崔宪 著《钟律与琴律》,原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陈应时 著《中国乐律学探微》，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2月
　　[5]缪天瑞 著《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1月
　　[6]肖梅 著《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7]薛艺兵 著《中国乐器志》（体鸣卷），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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